北大医院为中国医改探路

11月18日讯 北大国际医院作为一个代表性的公立医院在执行医改的过程中，不断的创新也不断的获得进步与成果。作为国家级医院，为中国医改不断探路，为无数个医院做好了带头作用。

北大国际医院既然要“领跑”医改，就要做“探路者”，探索一种新的模式，解决优质医疗资源“紧缺”难题，延展、扩大优质医疗资源的效益辐射。

2014年12月初，北大国际医院将在中关村生命园区开业试运行。此前，这艘总投资45亿元，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，拥有1800张床位、46间手术室、159间ICU病房的“医疗航母”，已经运筹了12年。更令人关注的是，这家医院没有财政投资，是社会资本与北京大学共同出资组建的混合所有制、非营利性综合医院。

过去的12年，纵跨两轮医改，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社会办医的态度和政策，也在蜕变至今，在中国，社会资本办医仍处于探索阶段。北大国际医院靠什么样的耐力，在社会办医的道路上坚持前行了12年，并最终结成硕果?时任北大常务副校长、医学部主任韩启德为北大国际医院制定的办院方针是“建设国际一流医院，领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”。今后如何践行?

借助优质资源

探索社会办医

记者：北大已拥有多家国内顶尖的公立三甲医院，为何又要建国际医院?

王杉：2000年4月，原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。当时，北京西北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、航天城、回龙观等新的功能型社区和居民社区已雏形初显，但这么一大片地方没有综合性大医院。新北大看到这个机遇，向北京市政府提出，希望运用北大医学部丰富的优质医疗资源，在北京西北部组建北京大学总医院。从一开始，北大就明确，新医院不要财政投资，而是依靠北京大学雄厚的医疗技术资源，探索社会资本办医。

2002年，北京大学向北京市委市政府递交《关于筹建北大国际医院的请示》。当年7月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批示：“将北大国际医院纳入医学城(名称尚未确定)统筹考虑，请卫生局、中关村等单位积极支持”。至此，北大国际医院开始筹建历程。

记者：您是北大人民医院院长，又是普外科专家，为何要兼职做北大国际医院?

王杉：2003年初，时任北大副校长、北大医学部主任韩启德找到我，希望我来具体负责北大国际医院的筹集工作。我当时是医学部主任助理，领导信任我，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。2003年6月，我被北大国际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任命为第五任董事长。前四任都是学校领导。随着医院进入筹建阶段，政府审批、医院规划等具体事务处理，需要找一个具体做事的人。我想我就是这个人。

定位非营利性医院

秉承做产业链思路

记者：怎样界定北大国际医院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?

王杉：把北大国际医院的定位从营利性改成非营利性，是我任董事长后做的第一件事。从国际经验看，一间医院从投资到保持资金平衡，至少要7到10年。当时，我国营利性医院的平均税负率是8%-11%，无论盈利与否，都要交营业税，即使头三年免税，也无法抵消7-10年的营收平衡期。综合考虑，我们达成共识，在当时国内的医疗政策环境下，办大型的营利性医院，走不通。

于是，第一次列席董事会，我说了两句话说服大家：第一、医院是长线投资，不可能近期体现股东利益;第二，要体现股东利益，不是靠医院，而是医疗产业。

记者：后来，北大国际医院似乎确实走了产业链这条路。

王杉：不是医院本身，而是国际医院的投资方。从北大国际医院投资管理公司到北大国际医院集团有限公司，一直到今天的北大医疗集团，都秉承做产业链的思路。目前，北大医疗集团的产业链，不仅包括上游的药品、医疗器械，下游的健康管理、健康保险，还将基于北大国际医院的运行模式建设医院管理平台，为更多医院服务。

借势投资体制改革

拿到医院“准生证”

记者：您曾形容当年北大国际医院办理“准生证”的过程，是“捧着猪头找不到庙门”，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?

王杉：主要难在找不到审批立项的政策依据。北大国际医院的项目隶属北大，属于中央单位，北京发改委无权审批。我又找到国家发改委，当时的相关领导告诉我，他们只能审批财政投资的新建医院;审批一家社会资本办的医院，没有政策也没有先例。

记者：难题最终如何解决的?

王杉：2004年7月19日，国家出台了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，把项目审批分为国家审批、(省级政府)核准和备案三种程序。很快，国家发改委、北京市发改委和当时的卫生部，商讨决定由北京市发改委核准北大国际医院项目。2005年4月8日，终于拿到了北京市发改委关于北大国际医院核准立项的批文。

社会筹资曾遇困境

引入方正增资扩股

记者：“非营利性”意味着不能给股东分红，北大国际医院的筹资是否遇到困难?

王杉：2003年年底，国际医院投资管理公司的同事突然跟我说“后续投资没着落了”。当时医院规划投资32亿，注册资金仅5000万，实际到位3000多万，“准生证”还没办下来，我们拿不出一个清晰的盈利模式，找国内银行和风险投资的路很快走不通了。

记者：有没有考虑过和纯民间资本合作?

王杉：那段时间，接触了国内外30多家投资商，不乏民营资本。但我发现他们只想要“北京大学”这块牌子，并不希望我们参与医院未来运行。但北大国际医院是要“建设国际一流医院，领跑医疗体制改革”。在当时，两者很难结合。

记者：最后方正注资，是因为它是北大的校办企业吗?

王杉：除了这个背景外，关键原因是方正的管理层认同我们“建设国际一流医院”的理念。入股北大国际医院后，方正不仅注资，更将医疗产业作为发展的第二主业。

社会办医支持政策

尚缺乏可操作细则

记者：从2005年拿到“准生证”，到今年医院开诊，又经历了10年。这期间，中国经历了两轮医改，中央和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诸多社会办医新政，对北大国际医院的筹建帮助大吗?还存在哪些问题?

王杉：2010年国务院58号文(《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通知》)和2012年北京的社会资本办医18条(《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若干政策》)，都是非常好的社会办医支持政策。但政策如何对接个案，一直缺乏各委办局可操作的实施细则，比如社会资本办医开展诊疗服务，如何尽快纳入医保，目前仍在磨合、努力。我觉得，社会办医是系统工程，还需顶层设计，指导各部门在具体操作上无缝衔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