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大医院为中国医改探路

发布于:2014-11-18 08:41  分类:医改动态

11月18日讯 北大国际医院作为一个代表性的公立医院在执行医改的过程中,不断的创新也不断的获得进步与成果。作为国家级医院,为中国医改不断探路,为无数个医院做好了带头作用。

北大国际医院既然要“领跑”医改,就要做“探路者”,探索一种新的模式,解决优质医疗资源“紧缺”难题,延展、扩大优质医疗资源的效益辐射。

2014年12月初,北大国际医院将在中关村生命园区开业试运行。此前,这艘总投资45亿元,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,拥有1800张床位、46间手术室、159间ICU病房的“医疗航母”,已经运筹了12年。更令人关注的是,这家医院没有财政投资,是社会资本与北京大学共同出资组建的混合所有制、非营利性综合医院。

过去的12年,纵跨两轮医改,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社会办医的态度和政策,也在蜕变至今,在中国,社会资本办医仍处于探索阶段。北大国际医院靠什么样的耐力,在社会办医的道路上坚持前行了12年,并最终结成硕果?时任北大常务副校长、医学部主任韩启德为北大国际医院制定的办院方针是“建设国际一流医院,领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”。今后如何践行?

借助优质资源

探索社会办医

记者:北大已拥有多家国内顶尖的公立三甲医院,为何又要建国际医院?

王杉:2000年4月,原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。当时,北京西北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、航天城、回龙观等新的功能型社区和居民社区已雏形初显,但这么一大片地方没有综合性大医院。新北大看到这个机遇,向北京市政府提出,希望运用北大医学部丰富的优质医疗资源,在北京西北部组建北京大学总医院。从一开始,北大就明确,新医院不要财政投资,而是依靠北京大学雄厚的医疗技术资源,探索社会资本办医。

2002年,北京大学向北京市委市政府递交《关于筹建北大国际医院的请示》。当年7月,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批示:“将北大国际医院纳入医学城(名称尚未确定)统筹考虑,请卫生局、中关村等单位积极支持”。至此,北大国际医院开始筹建历程。

记者:您是北大人民医院院长,又是普外科专家,为何要兼职做北大国际医院?

王杉:2003年初,时任北大副校长、北大医学部主任韩启德找到我,希望我来具体负责北大国际医院的筹集工作。我当时是医学部主任助理,领导信任我,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。2003年6月,我被北大国际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任命为第五任董事长。前四任都是学校领导。随着医院进入筹建阶段,政府审批、医院规划等具体事务处理,需要找一个具体做事的人。我想我就是这个人。

定位非营利性医院

秉承做产业链思路

记者:怎样界定北大国际医院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?

王杉:把北大国际医院的定位从营利性改成非营利性,是我任董事长后做的第一件事。从国际经验看,一间医院从投资到保持资金平衡,至少要7到10年。当时,我国营利性医院的平均税负率是8%-11%,无论盈利与否,都要交营业税,即使头三年免税,也无法抵消7-10年的营收平衡期。综合考虑,我们达成共识,在当时国内的医疗政策环境下,办大型的营利性医院,走不通。

于是,第一次列席董事会,我说了两句话说服大家:第一、医院是长线投资,不可能近期体现股东利益;第二,要体现股东利益,不是靠医院,而是医疗产业。

记者:后来,北大国际医院似乎确实走了产业链这条路。

王杉:不是医院本身,而是国际医院的投资方。从北大国际医院投资管理公司到北大国际医院集团有限公司,一直到今天的北大医疗集团,都秉承做产业链的思路。目前,北大医疗集团的产业链,不仅包括上游的药品、医疗器械,下游的健康管理、健康保险,还将基于北大国际医院的运行模式建设医院管理平台,为更多医院服务。

借势投资体制改革

拿到医院“准生证”

记者:您曾形容当年北大国际医院办理“准生证”的过程,是“捧着猪头找不到庙门”,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?

王杉:主要难在找不到审批立项的政策依据。北大国际医院的项目隶属北大,属于中央单位,北京发改委无权审批。我又找到国家发改委,当时的相关领导告诉我,他们只能审批财政投资的新建医院;审批一家社会资本办的医院,没有政策也没有先例。

记者:难题最终如何解决的?

王杉:2004年7月19日,国家出台了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,把项目审批分为国家审批、(省级政府)核准和备案三种程序。很快,国家发改委、北京市发改委和当时的卫生部,商讨决定由北京市发改委核准北大国际医院项目。2005年4月8日,终于拿到了北京市发改委关于北大国际医院核准立项的批文。

社会筹资曾遇困境

引入方正增资扩股

记者:“非营利性”意味着不能给股东分红,北大国际医院的筹资是否遇到困难?

王杉:2003年年底,国际医院投资管理公司的同事突然跟我说“后续投资没着落了”。当时医院规划投资32亿,注册资金仅5000万,实际到位3000多万,“准生证”还没办下来,我们拿不出一个清晰的盈利模式,找国内银行和风险投资的路很快走不通了。

记者:有没有考虑过和纯民间资本合作?

王杉:那段时间,接触了国内外30多家投资商,不乏民营资本。但我发现他们只想要“北京大学”这块牌子,并不希望我们参与医院未来运行。但北大国际医院是要“建设国际一流医院,领跑医疗体制改革”。在当时,两者很难结合。

记者:最后方正注资,是因为它是北大的校办企业吗?

王杉:除了这个背景外,关键原因是方正的管理层认同我们“建设国际一流医院”的理念。入股北大国际医院后,方正不仅注资,更将医疗产业作为发展的第二主业。

社会办医支持政策

尚缺乏可操作细则

记者:从2005年拿到“准生证”,到今年医院开诊,又经历了10年。这期间,中国经历了两轮医改,中央和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诸多社会办医新政,对北大国际医院的筹建帮助大吗?还存在哪些问题?

王杉:2010年国务院58号文(《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通知》)和2012年北京的社会资本办医18条(《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若干政策》),都是非常好的社会办医支持政策。但政策如何对接个案,一直缺乏各委办局可操作的实施细则,比如社会资本办医开展诊疗服务,如何尽快纳入医保,目前仍在磨合、努力。我觉得,社会办医是系统工程,还需顶层设计,指导各部门在具体操作上无缝衔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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