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会资本办医 三大痛点怎么破?

发布于:2016-09-24 16:44  分类:资讯头条

  张强医生,是一位医生界的网红。2012年底,张强宣布离开体制,自由执业。2014年7月,张强创立中国第一家医生集团——张强医生集团,之后,集团组建了五个专家团队,并与和睦家、沃德医疗中心开展合作。而据不完全统计,目前在工商注册企业法人的社会医生组织,在全国范围内有350多家。
 
  张强告诉记者,民营医院不论在建造成本,还是用水用电用煤,成本都远远高于公立医院,而某些办医政策、区域规划,更是把很多优质的民营医疗机构,排斥在好的区域之外。他说,医生一旦跳出体制,办医会“比登天还难”。
 
  医生集团虽是行医不办医,但运营成本也促使公司必须吸引融资。如果投入重资产办医,难度之大可想而知。上海市卫计委主任邬惊雷就曾公开表示,目前上海的民营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数远远不够。数据显示,从2001年-2014年,上海社会办医疗机构从223家上升为1695家,增长7.5倍;在上海医疗资源的占比中,社会办医机构数虽已占到57%,但是床位数仅占到10.5%,明显不平衡。
 
  因此,近日发布的上海市卫生计生改革和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明确,要支持有资质的医生开办私人诊所,发展一批有一定规模、影响和品牌特色的社会医疗机构。同时,推进非营利性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同等待遇。
 
  上海市政协委员朱同玉表示:“我们一定要破除一个思想,办医的资金来源决定你医疗的服务水平,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应该给它俩一个公平的政策环境。其实我们整个国家,包括上海,都在朝这个方向走,关键要落地。”
 
  弘晖资本的王晖,是业内最早投民营医院,也是投民营医院最多的投资人。在他看来,民营医院的存在是公立医疗无法替代的:“城市中产对服务的质量要求非常高,对一对一的个性化诊断和治疗的需求也非常高,这不是公立医院能提供的,永远提供不了。所以,他们呼唤民营医疗机构的出现,而且他们愿意为这种服务付出对价。从供给的方面,医生也希望有一些地方能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,并且获得与专业技能相匹配的对价。”
 
  对此,上海市政协委员朱同玉建议,把主动权更多的还给市场:“我们可以少一点规划,让市场规划医疗资源的分配。比如一个小区里面没有医院,如果我们能够非常开放、非常容易地注册一个医疗机构,那么一定会有社会资本来做。”
 
  然而,缺医生、少医保、补贴不到位,仍然是民资办医的最大阻力。
 
  上海市政协委员朱同玉透露,现在公立医院能够得到一些补偿,尽管补偿力度还不够,但私立医院在这方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
 
 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郝德明对此有着更深的体会。他说:“同一个病,到公立医院看病,要比非公立医疗贵,由于政策导向问题,医保政策不完善,他到公立医院看病,再贵都可以报销,到非公立医院看,便宜的,他还不能报销。”
 
  让弘晖资本创始合伙人王晖纠结的,是医生的尴尬处境:“医生到民营医院去的话,还能不能评主任、副主任医师?能不能评教授、副教授?你的学术文章和发展怎么解决?你不把人最重要的、担心的问题解决掉,医生就不敢从体制里出来!”
 
  曾担任东方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的张强,将这种体制性捆绑,称为难以理顺的“契约关系”:“政策出发点是好的,但执行非常困难,是因为没有理顺医生跟公立医院之间的契约关系,医院要承担这位医生很多法律责任,甚至有些医生从这家医院带走资源的时候,医院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,所以医院管理层很难发自内心的支持医生多点执业。”
 
  事实上,对于民资办医,已有多项顶层设计,市场正静待政策“干货”。2015年国务院印发《关于进一步促进社会办医政策落实通知》,其中明确四大方面,16项政策措施,涉及放宽准入、医生多点执业、纳入医保定点等多个行业痛点。在更早的2011年,上海市就出台《关于在本市开展医师多点执业试点工作的通知》。
 
 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郝德明对此相对乐观,他表示,从国家层面上,社会办医过去说的三个门,弹簧门、旋转门、玻璃门已经没有了,但这个门现在有的是地方造成的。执行和落实,仍没有引起重视。张强则指出,真正能够带动民营资本办医的,未来一定是自由医生市场的形成,让医生成为独立的、在市场上自由流动的主体。
 
  对于社会办医,医生、病人、监管者、投资人、行业协会,各自有着不同的声音和方案,但也正因为这一问题牵涉方众多、问题极度复杂,一时间难以厘清,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找到破解之道。但是,解决问题的本质在于瞄准靶心,并非纠结于手段和工具,而办医的终极目标,只有一个——让更多病人获得性价比更高的医疗服务。一切指向这一目标的可能性,都不该让位于局部集团的利益、体制的内耗或执行的怠惰。
 
  我们企盼着,社会办医的诸多痛点能尽快找到一副良药。
 
  来源:第一财经日报(上海)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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